李红军 杜文育

    远看它是风景，近看它是历史，走进去是故事，走出来是情结。

    它就是声名远播的灞陵桥。

　　很多历史，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翻起，可能已尘封地底，或埋藏在历史深处，即便历史学家翻起，那样的历史也只是历史学家的历史。

　　灞陵桥不同，从它与关公关云长的名字联在一起，千百年来，时时被人们翻起，个中既有历史学家，也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炙手可热，热得烫手。

　　关公的故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灞陵桥，它是被中华民族接受的历史，是这个民族群体意识完美融合的历史，官绅富商，草芥百姓，帮派教会，忠奸善恶都被这个小小的“桥”杂糅统一于一个大系统内，形成中华民族向前的合力。

    长髯勒马横刀处  万古英风灞陵桥

　　２００３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一出戏唱得正酣：灞陵桥上，历史上的关公挑袍辞曹处，搭了一个舞台。舞台上，只见关羽带皇嫂车辇疾驶，曹操后面引人马急急追赶……

　　台下观众，无不屏息敛声，双眼大睁，捏着一把冷汗。

　　“快！快啊！”眼看曹操要追上关羽，紧急处，一观者似乎要喊出声来。

　　戏台上，两位皇嫂哭泣成声：“唉呀！好苦呀！关羽，你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什么还要追杀你？”

　　关羽：“嫂嫂不要啼哭！俺关羽本是那顶天立地男子汉，保定大哥锦江山。只要我有一口气，定让您夫妻得团圆。”

　　马童：“启禀二爷，曹操追兵来到。”

　　此时，戏台下，观众静极。及至曹操追至桥头，关羽勒马。几乎所有观众，脚尖都要提起来了。

　　这是新编历史剧《关公辞曹》。

　　就在当年关羽挑袍处，扮演关公几十年、素有“活关公”之称的孙太安先生等演绎了当年的历史事件。

　　１８００年前，灞陵桥下，曹操与关羽，一个是再三挽留，一个是去意已决；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忠字当头；一个是惜才如命，一个是义字等身；一个是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对方看看，一个是红彤彤丹心如故说啥也不留。

　　１８００年后，历史在这里树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立下了一个千秋不倒的“人格”！也留下了不绝的话题——忠义仁勇！

　　实际上，它留下的又岂止是这些？

　　灞陵桥委实是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一个精神的十字路口，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当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的时候，不能不慨叹，历史总是起源于一个偶然的事端，或者说一个偶然的事件，民族的精神也总是形成于某一个偶然。

　　关公辞曹，历史确有其事。但灞陵挑袍，是附会还是历史？现在已无法考证，在百姓眼中，它就是历史，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演义比历史更精彩，更有说服力。

　　如今的灞陵桥原名八里桥，位于许昌市西郊８里的石梁河上。明嘉靖《许州志》记载：“八里桥在州西八里，相传为曹操送关羽之所。”以此看来，此桥本不是灞陵桥，可是它为什么叫灞陵桥呢？ 灞陵桥，本指灞桥，在如今的西安市东灞水之上，汉、唐人每每在此折柳送行，唐宋诗词中常常以之入典，因而为后人所熟知。但许昌此地既无灞水，又无皇陵，怎么可能会有灞陵桥呢？原来是《三国志评话》的作者把关羽挑袍的地点许都误认为长安了。罗贯中著《三国演义》时，把《评话》中的“长安”改成了许都，纠正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但仍把送行地点写成了“灞陵桥”。及至后来毛宗岗父子点评《三国演义》时，大概发觉这个地名有问题，便删去了“灞陵”二字。后人受早期《三国演义》版本的影响，加之借折柳相送的含意，干脆就把八里桥作为灞陵桥了。

　　关羽许昌辞曹归刘却并非虚构。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初，曹公壮羽为仁，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三国演义》中，对这段历史作了不乏附会内容的详尽描写，在第二十五回目中，公元２００年，当关羽下邳兵败、“土山三约”降曹后，写道：“……次日班师还许昌。关公收拾车仗，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许昌，操拨一府与关公居住。关公分一宅为两院，内门拨老军十人把守，关公自居外宅。

　　操引关公朝见献帝，帝命为偏将军。公谢恩归宅。操次日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

　　这就留下了一个让后代很多人仿效的榜样——秉烛达旦。

　　《三国志评话》为了表现曹操的奸诈，虚构了这样的情节：曹操听说关羽“出长安，西北进发”，采纳张辽之计，先于灞陵桥埋伏军兵，等关羽至，假作奉酒赠袍，欲借机捉住关羽；关羽十分警惕，不下马，不饮酒，以刀尖挑袍而去。

　　民间对这个故事的演义要“精彩”，其一是“关公月下斩貂蝉”，故事说的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终究留不住关公，遂使出美人计。一个月夜，让貂蝉勾引关公，结果关公不为美色所动，将其斩杀。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曹操收降关羽以后，故意让关羽和甘、糜二夫人同住一宅，晚上，关羽要读书，二位嫂嫂要做针线活，但曹操每晚只给他们送去一枝蜡烛，想让他们共用败坏关羽的名节，关羽识破了曹操的用意，抽出宝剑，把蜡烛劈为两半，一半自己，一半给皇嫂。

　　这样的情节设计当然有太多附会成分，想想曹操作为一国丞相，事务繁忙，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专门去追关羽？不过，演义者的心情可以理解：借演义为自己树立个绝好的榜样，榜样不可以有瑕疵。

　　不过也不好说，谁又能说记载的那段历史就是原来的历史呢？文字的东西，总不免带上点儿人为的痕迹。一定程度上，似乎需要就是历史。

  相对于灞陵桥上的故事，如果不是误会，而是还把八里桥叫八里桥，那么桥的可信度几乎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虽然现在的灞陵桥已不再是历史上的那个灞陵桥。

　　原先的桥基为元代构件，上部桥体为明、清构件。原桥青石灰砖结构，三孔，通长１７米，高２．８８米。两侧有八仙支顶、石雕栏板及戏水龙头，每侧８根望柱，望柱上雕有姿态各异的石狮、石猴。桥两侧各嵌石碣一方，一刻“挑袍图”，传为吴道子遗墨；一刻“辞曹书”，为清康熙年间许州吏目、书法家滕之瑚所书。

　　桥旁有“汉关帝挑袍处”石碑，为明末总兵左良玉所题。石梁河在此弯曲洄转，清波粼粼，拱桥、石碑倒映水中，与河两岸成行垂柳、蓝海般天宇相映生辉。

　　有感于这古地、古事、古风，清乾隆许州知州甄汝舟临桥怀古，赋诗赞曰：“野水洄堤浸柳条，道旁残碣记前朝。长髯勒马横刀处，万古英风八里桥。”可惜，这座千古名桥于１９５９年夏天被洪水冲毁，后修一座水泥桥替代。１９９３年重新修建了一座仿汉观赏桥。

　　如今的灞陵桥是参照新野县博物馆收藏的一方东汉墓葬画像石上浮雕《泗水捞鼎》图中的桥梁模式设计的。一桥飞架东西，全长１２１米，主跨５７米，宽６．２米。单拱双柱，柱承轳斗，支顶拱体。栏柱７８根，栏板７４块，踏步三台十八阶。青石栏板上浮雕着１４８幅仿汉画像的历史典故、神话故事和天象民俗及农桑狩猎之事。桥的东西拱端各筑有高３米，长１１米的阅台。

　　在东阅台正中入口处，８米高的青石堆雕关羽勒马挺风，身骑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素冠锦袍，目光炯炯，美髯飘飘，雄姿英发，呈勇猛不可挡之势，令人望而生畏。

　　关公肯定不会想到，１８００年前，害怕曹操使诈，他勒马横刀，坚持不下马，这一立，居然立了１８００年，而且还不算完，不知道还要站多久，也许是永远。

　　西阅台上建有南北对峙高５．２米的双阙。东阅台南北两侧分立着引人注目的两个碑刻：南为明嘉靖年间刻立的“关王辞曹操之图”，上部镌刻“辞曹书”。按《三国演义》所写，关羽知道了刘备在袁绍处的消息后，就找曹操辞行，曹操避而不见，结果关羽还是走了。实际上这样的结局曹操早已料到，此前关羽画过一幅图，叫《关帝诗竹》，两竿翠竹清峻通脱，左边的一竿，竹梢向右斜出，竹叶下垂，似暴雨淋浇之状，人称“雨竹”；右边的一竿，竹叶倾斜，如被狂风吹拂之状，叫“风竹”。其上有五言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东君”无疑指的就是曹操，这幅画的内在蕴涵，足以让精于诗书文学的曹操死了留住关羽的心。可他就是感情上接受不了，不想关羽走。

　　碑刻下部是浮雕“挑袍图”，北为明末总兵左良玉手书的“汉关帝挑袍处”。

　　此时，折子戏也正演至关公挑袍时，曹操挽留，关羽终是不肯，无奈之下，曹操提议要敬关羽三杯酒，以此话别。

　　此时，观众的心仿佛又提了起来，定定地看曹操有何“奸计”。

　　果真，那酒里下了毒。

　　关羽：“呀！酒祭宝刀火烟飘，关二爷马上怨曹操；口口声声待俺好，酒中下毒为哪条？我若不念前情意，今天难逃这一刀！”

　　曹操：“（惊）啊呀！霎时一阵火光冒，吓得老夫魂魄消。是谁酒中施了计，回营查出定不饶。羞得老夫无话表——将军哪！灞陵桥赠送你这大红袍！来，红袍献上！”

　　许褚：“是！君侯请来穿袍！”

　　…………

　　关羽：“丞相，我到曹营你拜我几拜？”

　　曹操：“记得是三拜。”

　　关羽：“好！日后丞相若犯到某的刀下，我饶你三饶。”

　　许褚：“此人无礼太甚，待俺前去擒他！”

　　曹操：“不可！那关羽一人一骑，吾等数十骑，他怎不疑？放他去吧！带马回营！”

　　有惊无险。戏终，观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就是民众的集体潜意识，崇奉并树立了一个心目中的神，预先设定了一个善恶是非的标准，然后以此来表示爱憎分明。

　　信奉关羽，热爱关羽，所以关羽啥都是好的，到后来，干脆一代一代加封，直封到“盖天古佛”，成为人与神的极致，这时，关羽就能管住曹操了，要再不让见刘备，想想后果吧。

　　民如此，官如此。

　　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而约好一旦知道故主消息，便不辞千里万里前往投奔。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忠，这就是人们潜意识里的集体的向往，谁要是不让这样向往就打死你，打不死也要唾死你。

　　试想三国时代，战争天天打，国家天天都面临分崩离析，天天都有很多人死亡，其中当然也包括战将。如果一个战将竭尽全力，既能不死，又不全降或久降，有条件地降敌，这当然是统治者理想的结果。

　　被俘了无法守约，过在敌人；形势变了，那是因为条件不同。至于敌人俘虏了自己最后还做到了守约，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回归，这是再理想不过的事儿了，其本身也就是义，大义，更应该以“义”报之。如果不报义谁还肯对人讲义呢？那以后有条件投降还怎么投降？这事在关羽身上出现了，于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关羽就成了神，成了万世不倒的神，永远的神。

　　实际上，这种理念，是任何一个乱世所需要的，也是统治者所允许的。不允许，以后降了敌谁肯回来呢？不回来，将领岂不是越来越少了？

　　放到现在，也得讲这个，人员流动、人事交往，大到国家，国与国，小到单位，人与人，你想从我这里走出去，不高兴，不开心，哪个领导愿意自己分崩离析啊！但你走了，要回来，我还欢迎，这就是聪明的领导！只有这样，在的人更安心，走的人也愿意还回来为你服务。

　　想想吧！人活着就该这样活，既要讲忠义，还要讲灵活。要不然人多累啊？人咋立身啊？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符合时代的需求。

　　曹操，时代的牺牲品，理念的牺牲品，曹操的“过”，在时代，不在曹操。

　　那么，曹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灞陵桥下，清清的石梁河无声地述说着不尽的历史旧事；灞陵桥上，天蓝极静极，见证了所有的前朝往事。

　　２００３年的农历正月初六，立春的第三天，天有了点儿暖意，但游人很少。

　　记者再次站在灞陵桥头，站立在勒马挺风的关羽身旁，顺关羽的眼光看去，那是辽阔而渺远的北中国。

　　几千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曹操南征北战，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割据势力，结束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

　　但在关羽面前，在灞陵桥边，至少在精神上，曹操是一个失败者。不但没有留住关羽，还损兵折将，落得个鸡飞蛋打。

　　灞陵桥成就了关羽的忠义仁勇，将关羽的忠义辉煌书写到极致，却也将曹操推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此后的历朝历代，人们在提及灞陵桥时，必会念起关羽的忠义，也总会连带上曹操的奸诈，全不管曹操对于关羽的态度如何，也不管关羽怎么看待曹操。

　　试想灞陵桥畔，是谁最终成全了关羽的大义？是谁一纸令下，最终将关羽送出五关之外？是曹操！如果曹操当初不放关羽走，如果曹操在灞陵桥上不说话，让一阵乱箭将关羽射死，肯定也不会有关羽轰轰烈烈的忠义仁勇。实际上，是曹操和关羽的互动，才成就了关羽的忠义。曹操顾及的是大义，人才是天下的，不是哪一个人的。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曹操爱才，想留住人才，原本没有错！留者想留，走者愿走，两不强求，孰对孰错？

　　一个１８００年前的丞相，一个封建时代的丞相，能够做到心胸如此豁达磊落，如此善解人意，如此成人之美，如此大气度，真是难能可贵！

　　一个１８００年前的封建时代的丞相，懂得人才交流观，能够让人才自由交流，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放到今天，如果一个人才在一个单位却总想着跳槽，很多领导知道了不整死你才怪！这样的例子在现时屡见不鲜。

　　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曹操不傻，曹操做的是一种姿态，连关羽这样的人都放了，哪个人才还害怕投到曹操门下呢？来去自由啊！干不好了，不如意了，走人，管你到哪儿？放走一个关羽，引来十个关羽，这就是曹操的精明之处。

　　曹操的人才观，解决了直到今天还让很多领导头疼的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

　　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目，关羽辞别曹操，一路奔袁绍而去，过五关，斩杀曹操六员大将，曹操不可能不知道，而曹操特别理解关羽，还特别命人一路关照不可拦截关羽，使关羽能安全出关。善莫大焉，义莫大焉！

　　历史是公正的，记者在许昌时看到一则有关曹操的评说：三国英雄人物，曹操当数第一；历代风流将相，曹操为冠。他文武兼备，大智大勇，既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又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大诗人。他一生戎马倥偬，逐鹿北国，铁血万里，打败了与之抗争的一个又一个对手，是真正的大英雄。

　　历史对曹操的评价不低，西晋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南朝宋文帝时期裴松之注引《魏书》更称其为知人善察，文武并施，才力过人。宋代第三个皇帝真宗，有一次到了曹操家乡谯县（北宋称为亳州），见到州东的曹操庙破旧不堪，便命官重修，并让当时著名的文人穆修写了一篇文章称颂曹操。欧阳修在《魏论》中旗帜鲜明地主张给曹操以正统地位。

　　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曹操赞赏关羽为人，拜其为偏将军，礼遇甚厚。后来觉察关羽心神不定，无久留之意，便对与关羽关系甚好的张辽说：“卿试以情问之。”张辽去问关羽，关羽叹息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将关羽的这番话转告曹操，曹操闻后，没有怨恨关羽，反而认为他有仁有义，更加器重他。

　　弘扬关羽“忠义仁勇”精神，并不意味着一定得否定曹操。

　　如果说关羽是一匹“千里马”的话，那么曹操该是“伯乐”。抛弃性格上的缺陷，曹操几乎就无可挑剔。

　　能屈能伸，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上能下，纵览天下，胸纳寰宇。

　　灞陵桥一事，曹操实为伯乐。

　　实际上，曹操爱才不是从关羽开始的，早在他新当政时，因为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国招贤。因为没有现在的电视广播，也没法开电话会议，更没有现在的选拔考试办法，怎么办呢？于是出现了奇特的一幕：一个年轻的差役，像更夫一样，满街转悠着敲锣，敲一下喊一声：“招贤了！咣！……招贤了！咣！……”

　　这当然是后人的想象，究竟历史上有没有这一幕，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当时曹操求贤若渴的程度。

　　为了得到更多的贤良有用之才，从建安十五年（公元２１０年）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２１７年），曹操接连下了三道“求贤令”。他在令文中明确说明，选人才要以才为重，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点甚至是缺陷，也可以加以重用。强调选拔人才要以才为主，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重用，同时要求从最底层选用人才。他引用韩非子“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重申只要是有奇才的人，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论出身门第贵贱，一概推举上来，不得遗漏。

　　无可置疑，三道“求贤令”的发布，为曹操赢得了很好的人才局面，曹操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许许多多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纷纷投奔到曹操的门下，并形成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人才盛况，同时也为曹操最终打下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荀彧、贾诩、许攸、郭嘉、陈琳、于禁、张辽、乐进、夏侯惇、司马懿、典韦、曹洪等上百位文臣武将聚拢在曹操周围，为曹操的统一事业出谋献策，南征北战，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官渡之战是荀彧屡出奇招让曹操转危为安；许攸一计，使袁绍不战自败；平定乌桓，郭嘉尽力；破马超、韩遂，平定关中，得力于贾诩。

　　曹操深知要成就大业，须靠集体智慧。对部下的意见，大都能冷静分析，正确对待。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尽可能减少失误，夺取胜利。曹操是英雄，但英雄也是人，他也有失算的时候。问题的关键是失算了能尽力补救、挽回。官渡之战后，曹操几欲南下进击刘表，荀彧、荀攸力劝曹操“先定河北”，而后“南取荆州”。曹操采纳荀彧等谋臣的建议，两次放弃了南下的想法，“复次于河上”，彻底清除袁绍的残余势力，击败袁绍之子袁谭、袁尚，略定河北，为南下奠定了基础。设使当时曹操不用荀彧、荀攸之计，贸然南下，则必然功败垂成。曹操的杰出之所在主要是他有惊人的识人、用人、择善谋、用良策的魄力和胆略。（见刘玉娥《曹操传》）

　　曹操的用人方略放到今天，都可谓先进了。

　　不能否认的是，曹操三道“招贤令”的发布，也为自己埋下了不良的后果，留下了让人评说的祸根，实际上也是冒了后来中国正宗传统的大不韪。

　　温良敦厚，谦恭礼让，这是中国正宗传统的人才观。

　　人，最根本的是德，是品行，没有品行的人，有些才干就恃才傲物，就老子天下第一，中国人接受不了。

　　曹操啊曹操，算来算去，你还是少算了一着，忽略了这一点。

　　这样，在《三国演义》里，就有了曹操“奸诈”的一幕：为了稳定军心托梦杀无辜，也可以为了自己，不把皇上放到眼里。

　　在他眼里，只要达到为天下人的目的，做什么事儿，用什么手段都无所谓。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操蒙“冤”，不亏。再读曹操，真想为曹操添上一笔：人才，德才兼备的人才方是曹操的需要。但曹操个性的这点疏忽，似乎影响不了我们对曹操的评价，也抵消不了他的历史功绩。就连充斥了贬操扬刘倾向的《三国演义》也无法否认曹操的贡献，用了很多章节，客观描写了曹操的伟岸气度。赤壁大战，曹操大败，若非这种吞吐天地、包容万物的气度，恐怕小命都难保。

　　那么大的失败，曹操拿得起放得下，过后他还能够分析到，除了天时地利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主要谋士荀彧、许攸不在帷幄；而孙、刘方面，诸葛亮、鲁肃、周瑜反复密谋，协力抗曹。

　　谋事在人。赤壁之战的惨败，使曹操再次悟到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东吴孙权有像鲁肃、周瑜那样的良臣猛将；刘备也有诸葛亮、关羽、赵云那样的盖世英才。自古得贤才者得天下。而自己的重要谋士郭嘉已离世二年，荀彧反对自己晋封魏公，难以重用。要战胜孙、刘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除了必备的政治、经济条件外，还必须有良臣猛将为自己出谋献策，奔走冲杀。这时的曹操特别感到人才的重要。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多么缠绵悱恻！人才难得，忧思难解，只有借诗抒怀，表达思贤若渴的心情。

　　早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１８９年），年仅三十五岁的曹操在和袁绍争论靠什么才能统一天下时，就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夺取荆州，他说：“不喜得荆州，而喜得蒯异度耳。”与领地相比，他更注重人才，更想得到人才。

　　尤为可贵的是，曹操爱才，不念旧恶，从来不给人“穿小鞋”。有张良之才的武威人贾诩在曹操攻打张绣时，曾为张绣出谋献策，陷曹操于重围。曹操身受重伤，曹昂、曹安民、卫队长典韦、坐骑“绝影”皆战死。官渡之战初，袁绍致书贾诩，联结张绣，夹击曹操。张绣以袁绍势强且与曹操有仇欲结袁绍，贾诩果断坚决地谢绝袁绍使者，并提出三点理由劝张绣归降曹操。张绣听从贾诩建议归降曹操后，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

　　平定乌桓后，听说名士蔡邕之女蔡琰流落匈奴，曹操不惜用重金将蔡琰赎回。曹操诛杀袁谭后，下令不准为袁谭哭泣送葬，违令者祸及妻子。可袁谭的别驾王修公然违抗命令，不仅大哭袁谭，还向曹操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以王修是义士，不仅赦免了王修抗令的罪，还答应他为袁谭收尸，后来又重用王修。

　　号称“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原在袁绍军中掌管书记。官渡之战前夕，曾替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责问他：“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也？”说不该连他的祖宗都一起骂了。曹操因为爱惜陈琳的文才，听了陈琳的道歉后，不仅不加罪追究，还重用他掌管记室。军国书檄，多为陈琳所作。

　　曹操不但爱惜人才，还非常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他依据“国失贤则亡”的原则，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凡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不论出身门第一律加以重用。曹操自陈留起兵以来，先后起用了不少有才能的文官和武将。其中不少是出于“细微”之家的，像张辽、徐晃、乐进等都是出身贫贱的，后来都被曹操提拔当了大将。

　　王粲是当时有名的文人，董卓之乱时，到处流离迁徙，从京都洛阳辗转跑到荆州投靠刘表，吃了很多苦，却得不到刘表的重用。曹操攻取荆州后，对王粲一再加官晋爵，给予重用。

　　河东武城人崔琰，初为袁绍征召。袁曹二人交锋，“争欲得琰”，崔琰称病固辞。曹操攻陷邺城后，召崔琰做冀州别驾。曹操征讨高干，特留崔琰辅佐曹丕镇守邺城，寄予极大信任。梁习做并州刺史后，向曹操举荐避难到并州的名士，如常林、杨俊、王象、王陵等。曹操全都把他们委任为县令、长，这些人后来也都“显名于世”，为曹操的统一事业做出了贡献。

　　站立灞陵桥头，回想当年三国盛事，曹操功不可没，曹操功在千秋。

　　曹操的气度，曹操的人才观，放到今天都值得借鉴。现在有一种说法，人才就是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变更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所有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的观点，一千八百年前曹操就懂得了，只不过他没有总结出来，在人才观上，中华民族绕了一个大圈。

　　突然觉得，立在桥头的关羽是那般孤独，他横刀勒马，迎风挺立，眼中充满了孤独的凄凉。

　　巨人如果没有对手，伟人如果没有对话者，那该是何等孤独、凄凉、落寞？神灵如果只有一个，要普度众生，那该是何等累啊！

　　如果让一千八百年前的事件再现，合理的客观的灞陵桥景观布局，在关羽塑像下方或对面，应该有曹操等一干人等的塑像。因为两者的结合，才是最完美的，大德与大才的融合才是中华民族的大义。真正的历史该这样写！

　　聊以自慰的是，在许昌人心中，大都对曹操极为推崇，紧挨灞陵桥的关羽庙里，在供奉关羽神像的同时，也塑有曹操的神像。天下关庙都贬曹，只有许昌关庙却供奉着曹操，这也算是对曹操的一点儿安慰吧！略有遗憾的是，与关公的塑像相比，曹操的塑像更像个“小人”，与关羽的塑像比例相差太大，还只是个陪衬。

　　灞陵苑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曹操的像原本是和关羽一样大的，后来关羽的像大了，本来也想将曹操“放大”一些，只是因为经费不够也就罢了。

　　经费紧张，确实是个理由，但除此之外，恐怕还是有个大众心理习惯的问题，为什么不把关羽做小一点儿，把曹操做大一点儿呢？

　　曹操，他原本也是关公挑袍的主角儿之一啊，如果关羽九泉有知，恐怕他也希望曹操和他对等交流吧？恐怕也不希望自己曾委身那么“小”的一个人！实际上，对曹操的贬低，也是对关公的贬低，如果曹操真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是对关公的一种大不敬，也是关公所不能忍受的。

　观照灞陵桥这段历史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艰涩，因为在现实里，你摆脱不了关羽那厚重的气息，触目所及，尽是关羽，感受的也是一种关羽，关羽已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再看看曹操的地位——甭提了。

　　关羽辞曹归刘，灞陵桥挑袍别曹操，写就了千秋忠义，也给后代子孙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如今，关帝庙遍布全国城乡，人们供奉关羽，以求保家平安，祈福迎祥。

　　从“说三分”到《三国志评话》再到《三国演义》，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关羽才真正变了。

　　真正开始抬举关羽的，应该是明清时代的人。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官还是民，有知识的还是没知识的，是富商还是贫民，在崇拜关羽时都不忘把《三国演义》里的形象附加到关羽崇拜上，让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显得耀眼夺目，让任何观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看了以后受到很大的震动。

　　《三国演义》和民间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关羽崇拜在官方观念里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明至清，历代皇帝几乎都要对关羽进行加封，至光绪之时，关羽封号已达２２字之多。

　　此时，关羽成了武神、忠神、义神及武财神，是大帝，地位齐天。

　　实际上，关公也给后人带来了更多的实惠！

　　就拿许昌来说，在关公当年成就忠义的地方，就形成了风景区，成为当地三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关公为代表的历史遗迹、历史文化，这里形成了以灞陵桥、关公庙为主体的灞陵桥文物苑区，形成了“三国文化”产业。

　　许昌关帝庙位于灞陵桥西侧，俗称灞陵桥关帝庙。据庙内的碑刻记载，该庙始建于清代康熙二十八年（公元１６８９年）。庙前原有一座戏楼，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这里都要上演关公戏，热闹非凡。如今戏楼早已荡然无存，但戏台上的石柱幸存至今，上面刻着“倚月高歌阆苑三千蓬岛外，临风吐韵霓裳一曲紫云端”，由此可见当年庙会的盛况。

　　灞陵苑区的张淑霞书记告诉记者，建庙立祠，大都源于宗教信仰。然而在中国，却有两大庙祠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文化方面的崇拜，被崇拜者不是“神”，而是“圣”。这就是遍布天下的祭祀孔子的“文庙”与祭祀关羽的“武庙”（此外还有岳飞之庙）。关羽以其武圣人之崇高封号与文圣人孔子齐名。其实供奉关羽的人远比供奉孔丘的要多。孔庙一般是一县一庙，而关庙则遍布全国城乡，甚至在海外亦有一定规模，其数量大大超过孔庙。凡有关庙的地方，大都设有庙会，逐渐形成商品交易市场，成为商业活动中心。因而在士关羽、将关羽、侯关羽、王关羽、神关羽、圣关羽之外，又形成了一个“商关羽”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灞陵桥关帝庙所在地魏都区七里店乡关庄村的老年人慨叹说，关羽保佑着呢，自此集市移到关庙以后，隔日一集，四面八方的买卖客商云集这里，生意非常好，尤其关帝庙春秋大祭期间，集市更是兴隆，有“日进斗金”之说。

　　义与利，从来是水与火的关系，关羽，何以会成为经商者的财神爷？

　　其实这并不矛盾。

　　以前经商者讲“义中求财”，现在国家提倡诚信，其实都是追求商品交易中的“仁义”和“公正”。“仁义”和“公正”是保证商品市场体制正常有序运转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关羽精神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仁义”和“公正”。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凡有关帝庙的地方，大都有繁荣的市场。如：清代初年，河南禹州是著名的中药材集散地，全国各地有二百多家商人云集这里，他们分区域组织的各种帮会，如山西帮、陕西帮、江西帮、宁波帮、汉口帮等，均设有各自的会馆，敬奉的都是关羽。也许是关圣的保护，禹州的中药材交易会现在依然红火。此外像洛阳关林、社旗关帝庙、周口关帝庙等，长期以来都是名闻遐迩的商品交易市场。到现在，“商关羽”文化依然是让很多商家崇奉的文化，走进饭店或公司，往往，你会看到一尊关羽塑像，塑像前上着几炷香。

　　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相信曹操如果在世，恐怕也免不了求得关羽关照，向关羽叩拜赏赐更多的人才，虽然关羽当初曾对曹操称臣。

　　灞陵桥，这中华独特文化现象的象征，千秋民族大义的象征，会走向何处？是让关羽仍然孤寂落寞地待在那里，还是给他塑一个伴儿？让曹操和他对面而立，还是让他背桥而立，让曹操站在桥上伤神凝视，若有所思，久久不愿离去？

　　实际上，许昌人已准备做曹操的文章，不久，他们将重塑曹操像，将曹操塑成关公一样大。从经济角度来说，曹操的文章更有做头，一个政治家，一个大才、奇才，一个具体了中华民族大义的人，他有多少可书可写、可赞可叹之处？就现实的中国来说，正处于激浪翻涌、人才万马奔腾的时代，特别需要做深做透这篇文章。

　　诚信立，才俊附之；才俊立，诚信附之。

　　听起来很简单的辩证法，做起来却不知要几世几代，几百几千年才能做好，才能做得各方都能接受。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怎样，发展才是硬道理，舍此，说得天花乱坠，也是假的。